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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机 林郑月娥将再赴北京|林郑月娥|特首

  原标题:特殊时机,林郑月娥再赴北京

  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消息,11月5日,特首林郑月娥将出席第二届上海进博会,晚上则转往北京,次日上午将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举行会见,下午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

韩正会见林郑月娥(资料图)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酝酿多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去年8月正式揭开面纱,于当月中旬召开首次全体会议;今年3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将是该领导小组时隔8个月举行的第三次全会。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包括“二区九市”,分别是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市。

  领导小组由韩正副总理任组长,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任小组成员,这是港澳特首首次进入中央层面的决策组织。

  特区政府网站称,前两次领导小组全会,通过了多项便利港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就业和居住,以及加强大湾区内人流、物流等方面便捷流通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在内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当地政府为境外(包括香港)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鼓励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九市创新创业、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科技计划、推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便利化应用等等。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消息截图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今年10月16日,林郑月娥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其中提出,为应对香港经济领域重大挑战,特区政府将在把握“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支持香港企业拓展市场、鼓励创新及科技、为中小型企业纾解压力、推动诸多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措施,以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繁荣。

  这份报告长达1.2万字,包括土地供应、改善民生、经济发展等范畴。有分析认为,在香港当前的困局下,施政报告回应市民民生的迫切诉求,涉及不同阶层、群体,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措施,是实实在在地帮助香港找“出路”,共渡难关。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相信本次全会,将成为让香港经济发展重回正轨的一个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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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香港局势

责任编辑:吴金明

上海市公共支付平台完成社区公共服务事项接入工作( 2019年11月11日 09 : 58 )来源:市财政局

  上海市公共支付平台完成2019年度社区公共服务事项接入工作,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实现扫码支付。

  公共服务事项接入支付平台是今年“一网通办”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落实便民举措的重要一环。为了解决居民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总工会、医保相关业务时的缴费问题,提升支付的便捷性,9月,全市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与支付平台完成对接,总工会“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参保”缴费实现扫码支付。10月,医保中心“互助帮困参保”缴费正式上线支付平台。社区公共服务事项与支付平台的对接,扩大了支付平台的覆盖范围,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办事体验。

韩国瑜民调输10%?网一张图曝真相:蔡脸都绿了

高雄市人潮

中国台湾网10月11日讯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地区2020大选,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韩国瑜在多次的媒体民调落后于蔡英文,但韩国瑜的造势场合却又不像他的支持度如此低迷,让人怀疑韩民调“真的这么低吗?”昨天(10日),网友更是贴出一张照片表示,这才是“真实民调”。

网友在脸书上贴出一张南北“双十典礼”的人群图,图中高雄场满满都是人,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十典礼”人潮却稀稀疏疏,后方更有多达18排椅子“一个人都没有”,让人直呼“高下立判”。

图片分享后引来网友讨论,直说“真实民调不须解释”“蔡英文脸真的绿到不行了”“老蔡搞笑了”“人气比较实在”“哈哈哈,这就是真民调,没得比啦,选举结果已经出炉”“这就蔡为何迟迟不肯办造势的原因,要花钱找路人甲、还要出大量动维安人员称场面、就算都花钱了,还是几支猫,觉得丢脸”。

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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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款古斯特内饰设计随处可看到最为古朴的传承,比如白底仪表盘、三幅方向盘、球形空调出风口以及管风琴因素按造型的风量调节钮。即便是带有四个温区的空调,也依然采用手动方式调节。也许这就是劳斯莱斯的任性之处,坚持秉承传统,而不是随波逐流。

2020款劳斯莱斯古思特加长版是劳斯莱斯的非凡之作,热门车型,有着劳斯莱斯家族传承。车内空间的自然采光充足,从前部延伸至后车厢的选配全景天窗可进一步加强采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改进的后排坐椅为乘客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环境。

2020款劳斯莱斯古斯特加长版尾灯设计十分小巧,外侧则有镀铬装饰,造型和车尾整体很贴合,内部采用过来全LED灯源,双边共4出布局的排气管,采用了可变阀门系统,根据工况调节阀门的开关。发动机在慕尼黑由技术专家手工制造,在非常低的转速下就能输出强大的动力,而且相当安静平稳,堪称业内经典。轮圈盖中央采用了类似于钟表的摆陀原理设计,以保证RR标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直力的姿态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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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歌手胡德夫:山谷里走出来的孩子

胡德夫的《山谷再呼唤》个人音乐会将于8月2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

“那是一个叫做自然风声的山谷,人们互相扶持的一个山谷。”日前在北京的歌迷见面会现场,年近七旬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谈到自己的故乡,眼神中仍会流露出孩童般的纯真。

胡德夫之所以一再提到“山谷”,不仅是因为他本人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也是为了介绍8月2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山谷再呼唤》个人音乐会主题。

据介绍,此次音乐会将呈现“音乐与自然概念结合”的意境,力求让观众在音乐中感受宝岛台湾山脉的棱线、海岸的轮廓、湿热的气候,以及盘旋在天空的苍鹰、满山的桃花、飞舞的蝴蝶、潺潺的溪流……

胡德夫1950年生于台东的卑南部落,上世纪70年代与杨弦、李双泽发起了民歌运动,主张创作与演唱华语歌曲,被誉为“启蒙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但胡德夫还是更愿意称自己为“山谷里走出来的孩子”。在《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牛背上的小孩》等歌曲中,很多意象都跟他从小居住的山谷有关,专辑《芬芳的山谷》歌唱的就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胡德夫说,他从小生活的村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对长辈的称呼只有“爸爸”和“妈妈”两种。

“每次风灾、暴风雨之后,被摧残的村庄很快会站起来。”胡德夫回忆道,“我们自己会互相把倒下的房子一间一间盖起来,越有灾难,大家生活在一起感情越深。”

山谷之风清新而自由,深深地影响了胡德夫的音乐风格。

多年后,当胡德夫离开那个地方,走在繁华的都市中,还会时常回想起那个山谷的清晨。他说:“我在台北54年,没有一天不想念那个山谷。”

据新华社

两岸婚姻家庭茶文化产业研习班在福建武夷山开营

全国台联两岸婚姻家庭茶文化产业研习班开营

人民网讯 青山秀水育佳茗,茶香诗韵两岸情。11月15日,由全国台联和福建省台联主办、南平市台联承办的2019两岸婚姻家庭茶文化产业研习班在福建武夷山开营。百余位来自台湾岛内和在大陆定居及常住的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参加研习班。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开班仪式上,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代表全国台联向参加第二届研习班的台湾乡亲们表达诚挚的问候。他指出,两岸茶文化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希望包括两岸婚姻家庭在内的两岸同胞能够通过研习茶学文化、交流产业发展,实现以茶修身、以茶交友、以茶兴业之目的,为两岸婚姻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杨毅周表示,刚刚出台的“26条”措施为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创造更多机会,是祖国大陆送给广大台湾同胞的大礼包。“26条”措施的出台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的真心诚意,展现了祖国大陆关怀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明确要把“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作为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载入党的决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台湾同胞的福祉有了国家制度的坚强保障。我们期待台胞乡亲能够抓住历史机遇,两岸同胞携手共创未来美好生活、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据悉,本次研习班学员们还将参加海峡两岸茶博会开幕式、学习《台湾茶企在大陆的现状与发展》、《茶文化旅游助推茶旅产业融合》等茶文化产业讲座,赴武夷学院考亭书院研习传统文化、举办茶艺比拼与茶文化知识竞赛,交流分享彼此创业发展经历与心得。(记者 程龙)

全国台联两岸婚姻家庭茶文化产业研习班

(责编:刘洁妍、杨牧)

家族

《环球人物》杂志 特约撰稿人胡石青

随着“九合一”选举的落幕,对台湾政局极为关键的2014年就要画上句号,有人说,台湾即将走进一个“更加复杂的”2015年。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之间的博弈,一直和政治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台湾工商界,也在政治风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台岛百年历史,引领台湾政商潮流的重要家族,每次都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演绎出一系列兴衰故事。

台湾五大家族简况

新五大家族的兴起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家族集团企业一直是台湾民营经济的骨干与核心,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湾地区历史上就有“五大家族”的说法。现在则被分为老五大家族和新五大家族。老五大家族,一般认为是形成于19世纪末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北至南,分别为基隆颜家、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陈家。

百年以来,台湾地区历经殖民统治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和民进党执政时期,老五大家族财阀历经沧桑,几度沉浮。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在20世纪中叶处于“富可敌国”的地位,岛内其他富豪都难以望其项背。虽然缺乏权威的数据,但大致可以推断,鼎盛时期的老五大家族直接和间接控制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在全台湾所占的份额应该远大于10%。

到了21世纪初,尤其是随着2002年以来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金融控股公司蔚然兴起并渐成气候,许多大家族和财团也加入金融业,从而产生了一类“金控家族”。据《福布斯》2013年台湾50富豪榜的统计显示,台湾地区前50大富豪中,近两成富豪的财富来源为金融业。于是,一些新兴家族后来居上,逐渐形成了台湾地区“新五大家族”,即台塑王家、远东徐家、国泰与富邦蔡家、和信与中信辜家、新光与台新吴家。

事实上,目前“新五大家族”旗下的企业总数并不太多,甚至没有超过200家,但他们的营业收入总额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资产总额占台湾全部企业总资产的5%左右,堪称企业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鹿港辜家,成功转换角色

在新老五大家族中,辜家是唯一“屹立潮头没让位”的政商家族。

鹿港辜家祖居福建惠安县,其先人在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开始闯荡东南亚。事业初成后,辜家部分子弟回国读书,其中辜安平一支学而致仕,家中有人曾在湖广总督林则徐手下做过官,后奉调台湾,自此定居彰化县鹿港。1866年,辜显荣出生,从此开启了鹿港辜家百余年的传奇。

辜显荣体格魁梧,南人北相,因母早逝,20岁不到便开始独立从事两岸贸易,奔波于台湾和福建、上海、天津之间,逐渐积累起一些财富和声望。辜显荣婚后移居台北。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岛内陷入一片混乱。台北城内的富商为保住身家性命,决定请日军速来接管,于是推荐辜显荣为代表出城求见日本委派的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日军入城后,辜显荣得到庇护,回到家乡鹿港设立大和信实业总部,并在台北设了分部,从事樟脑、制盐及台湾土特产外销业务。但不久,日本人又以辜显荣庇护“暴民”之名将其投入监狱,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台湾信和集团创始人辜显荣,摄于1927年。

1898年,日本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职后,开始调整殖民统治政策,按照“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格局对台湾社会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樟脑、盐、烟酒等专卖制,辜显荣因其独特的经历与地位获得授权,得以开发土地,兴办专卖等实业。此后,辜显荣结交很多日本上层人士,还出任台北保良总局长,并受邀到日本觐见天皇,接受奖章,被封为贵族,成为辜家第一代“红顶商人”。

辜家第二代代表人物,是曾任海基会首任董事长的辜振甫(1917年—2005年)。1937年12月,辜显荣病故,当时还在台湾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就读的辜振甫秉承父命,接下辜家的大部分事业,担任起农林等7家公司的董事长。然而3年后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家族企业交由兄弟们管理,自己与母亲和妻子一同赴日,进入东京大学学习财政和工商管理。在日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到日本糖业株式会社打工,从端盘子、抄写的小职员做起,亲身体验日本人经营管理的方式。

2003年9月23日,时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出席会议。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当局根据其所颁布的“汉奸总检举规程”,将辜振甫等人逮捕判刑。1年半后辜振甫出狱,一度避居香港。后来,国民党为巩固在台统治,开始实施土地改革。辜振甫身为台湾第三大地主辜家首领,返台响应,将所继承的共1万多公顷土地和盐田交出,因此受到当局的欢迎。后来,辜振甫被聘为“经济部”顾问、“行政院经济改革委员会”总召集人等。与此同时,辜振甫的夫人严倬云也很快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建立了密切关系,积极参与并资助宋美龄主持的妇联会事务。夫妇两人齐上阵,建立起了与蒋家良好的关系,辜振甫还做过蒋介石的日语翻译,从而铺就了政商之路。

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水泥企业异军突起,辜振甫也因在投资上的远见卓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960年,他出任时为台湾四大民营企业之首的台湾水泥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后任董事长。此后数十年间,该公司一直占全台湾水泥总产量的1/3以上,辜家也由此转型成了台泥辜家。

同时,辜振甫顺应形势,还积极投资金融业,于1971年出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董事长。其间,辜振甫出任岛内工商界龙头组织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正式成为台湾工商界的领袖人物。1981年,辜振甫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进入台湾当局的最高权力核心,辜家的事业也迈入鼎盛时期。

1990年10月,台湾当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聘辜振甫为委员。同年11月,负责处理两岸交流事务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作为不二人选出任董事长。1992年下半年,大陆海峡交流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1993年4月27日,举世瞩目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举行,这是两岸分隔44年后,政府授权的民间机构负责人的首次接触,在两岸关系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束汪辜会谈后的辜振甫也就此结束了人生的辉煌期。随着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辜振甫与政界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辜家的事业经营也开始出现波折。

在事业传承方面,按照辜振甫原来的计划,是想传位给侄子辜濂松,再由辜濂松传位给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以此营造“叔侄传权”的家族神话。但事与愿违,一方面,辜濂松在事业壮大后,想的是如何与辜振甫并驾齐驱,而不是接他的班;另一方面,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经营才能平平,辜濂松非常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于是,辜振甫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2001年下半年,和信集团执行分产不分家计划,其中的金融事业由侄子辜濂松父子全权接管。

辜振甫2005年去世后,辜濂松成为辜家第三代的主导者。据2008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统计,辜濂松的财富净值28亿美元,位居台湾第六位。此后,辜濂松开始安排长子辜仲谅全面接班。2012年12月,辜濂松在纽约病逝。辜濂松的去世,也宣告了辜家正式结束了亦政亦商的辉煌历史,从鼎盛回归平凡。

台塑王家,“一勤天下无难事”

当今新五大家族中,若从财富和影响力而论,当属以“塑料大王”王永庆(1917年—2008年)为首的王家。

王永庆祖籍福建安溪县,世居今天新店市直潭,他已是移民的第四代。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以收购茶叶为生,在王永庆6岁那年生了场大病,从此失去劳动能力。家中全靠母亲种菜维持生计。

王永庆是家中次子,小学毕业后便到嘉义做了米店学徒,17岁时借钱开了自己的米店,仅一年后又开设了碾米厂。经营米店的经历淬炼了王永庆的经营理念,日后他总结为“一勤天下无难事”。

1943年,王永庆看准行情,改做木材生意,战后赚了5000多万元新台币,成为当时台湾的富户。当时,台湾当局为公营台碱公司生产的氯气寻找销路,决定引进聚氯乙烯(PVC)生产线,因此需要启用美国援助资金,而美国人提出必须交由私营企业来做。台湾当局最初倾向于以经营造纸为主的何传兄弟承接,但何家去日本考察后认为国际市场竞争激烈拒绝了。于是,王永庆因资产规模大而成为了替补者。虽然当时王永庆对PVC一点概念也没有,但认定这是朝阳产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他迅速筹措了50万美元,于1954年创设了福聚塑胶股份公司(1957年改名为台湾塑胶工业公司),自任董事长。投产后,产品一度无法打入国际市场,出现严重滞销。在面临其他股东质疑的情况下,王永庆毅然决定收购公司的全部股权。随后,他通过压低成本、售价,以及建立产业链等方式,顽强地将企业支撑了下来。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岛内经济的起飞,王永庆的塑胶企业很快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为台湾的龙头企业。1978年,台塑赢得日本PVC进口合约,打入日本市场。1980年,王永庆一举并购了14家美国同行业工厂,并于8年后投资280亿元新台币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设立了更具科技含量的相关工厂。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永庆台塑集团的产值一度占台湾GDP的5.5%,与台塑集团企业有着存亡与共关系的下游加工厂超过1500家。王永庆独创的“以追求成本合理化”为宗旨的经营哲学与理念,也成为企业界争相仿效的对象。

2004年10月22日,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在台北出席活动。

王永庆发家后,接班人选成为其最担心的事。按理说,长子王文洋本最被看好,但这位已婚大公子在身兼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副教授时,与所带的一名硕士生发生了恋情。这不仅引起外界众多非议,也破坏了王永庆家教甚严的形象。王永庆一怒之下,将王文洋赶出了台塑集团。

王文洋的出局为王永庆的弟弟王永在提供了空间。王永在长期辅佐兄长,特别是在台塑石化的兴建与投产经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王永在的推动下,其子王文渊顺势成为了台塑石化的主导者。2006年5月,王永庆宣布交棒,由王文渊担任集团行政中心总裁,王永庆的女儿王瑞华担任副总裁。2008年5月,王永庆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医院中因心脏衰竭溘然长逝。台湾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王永庆仅在台湾遗产的价值就超过600亿元新台币,须缴遗产税达119亿元。

王永庆的离世与王永在退出前台后,台塑主要资源基本上被王文渊接手,而王永庆的女儿中除了王瑞华,也各自拥有不菲的产业,如以创办宏达电子而名声鹊起的王雪红,还有低头发财的王贵云等。

国泰与富邦蔡家,遭遇波折最多

在新五大家族的兴衰起伏中,遭遇波折最多的要属蔡家。

创始人蔡万春(1916年—1991年)祖籍福建晋江,后移居台湾苗栗。蔡万春出生于苗栗竹南镇,其父蔡红只是个普通佃农。蔡万春小学毕业即辍学,后带着弟弟蔡万霖北上台北,投靠姨夫做了菜贩子。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蔡万春应聘成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的店员,后升任台中分公司经理。

1937年,蔡万春辞职返回台北,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主要经营酱油与米醋等。台湾光复后,蔡万春开始大举扩张事业,开设了大万商场等多家公司,逐渐在商业场上占据了地位。1950年,蔡万春当选台北市第一届市议员,后又出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这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又一个新起点。1960年2月,蔡万春在十信开创了一元开户的“幸福存款”储蓄运动,这一行动获得蒋介石的赞赏,蒋亲自到十信开户,鼓励民众节俭储蓄。十信也一跃成为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靠着政商背景,蔡万春于1960年同人合作成立了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占60%股权,掌握公司实际经营权。两年后,蔡万春又申请开设了国泰人寿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蔡万霖则又成立国泰建设公司,进入房地产领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泰集团的经营范围已涉及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建筑、食品、电子等众多行业,事业达到全盛时期。

1979年,蔡万春因中风患病,采取在家族内以交换股权方式分家分业,国泰集团一分为六:二弟蔡万霖、三弟蔡万才、小弟蔡万德、蔡万春长子蔡辰男、次子蔡辰洲、其他儿子等各分得一些企业。1982年,蔡辰洲当选台湾增额“立法委员”,大搞政商勾结,利益输送,同时大规模挪用所控制的十信与国泰信托资金进行投资扩张。但不久遭遇台湾房地产大跌,出现庞大的资金亏空。后“十信案”爆发,台湾司法部门收押了蔡辰洲,并对其判刑累计长达670年。蔡万霖与蔡万才拒绝援救,蔡万春家被迫交出了十信与国泰信托的全部经营权。1987年5月蔡辰洲病亡,“十信案”也就此了结。

1991年12月,蔡万春病故。蔡万霖主导的国泰人寿集团改名为霖园集团,与蔡万才的富邦集团成了新蔡家的主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陆续放开金融业,蔡万霖将第一信托投资公司改制为银行,即国泰银行。蔡万才则先后成立富邦银行和富邦人寿保险公司,完成了金融业版图的搭建。

霖园集团董事长蔡万霖。

在蔡氏兄弟中,蔡万霖一贯非常低调,为人处事谨慎,台湾媒体曾多次将其列为岛内首富,但他均不承认。由于长子蔡政达从小身体不佳,蔡万霖选择次子蔡宏图做接班人。后蔡宏图出任国泰人寿董事长,并与三弟蔡镇宇形成兄弟合作关系。2004年蔡万霖去世,霖园集团发展趋缓。蔡万才的事业也都交由两个儿子蔡明忠与蔡明兴主持,二人投资成立的台湾大哥大公司,成为台湾电信业三雄之一,实际影响力已超越霖园集团。

徐家和吴家,后继者面临考验

远东徐家的创始人徐有庠(音同详,1912年—2000年)祖籍江苏海门,世代务农。徐有庠中学毕业后进入棉花杂粮行,从验货员做起,后在上海创设远东针织厂公司。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徐有庠已是上海商圈里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当年,徐有庠将纺织厂设备拆迁转移到台湾新北市板桥区,成立了远东针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徐有庠通过与人合资等方式,成功组建起台湾第一家从纺纱织布、印染整理到成衣的一体化纺织企业集团。徐有庠还将业务扩展到水泥、百货、海运、医院、教育和金融等多个领域。1993年,徐有庠成立远企中心及远东国际大饭店,进军观光休闲产业。

这一年,徐有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二房长子徐旭东为接班人,不想惹怒了大房长子徐旭时。徐旭时一怒之下将自己持有的远东企业股权全部出售,从此远离家族事业。徐有庠病逝后,徐旭东不负父命,很快将远东集团经营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2000年,徐旭东成立远通电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台湾电信业三雄之一。2002年底,台湾太平洋崇光百货的母公司——台湾太平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设”)因财务危机实行分割计划,多家集团争夺股权。徐旭东毅然决策,大力增资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取得其99%的股权,而该公司拥有崇光百货84%的股权。因此,远东集团顺利取得崇光百货的经营主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百货业霸主”。后来,太设家族反扑,远东集团为此与之缠讼10余年,曾一度被勒令交出经营权。直到2013年,台湾法院才做出裁决,远东集团以善意投资人的身份赢得官司。

如今,年已72岁的徐旭东也到了安排接班人的时候,却“后继无人”。徐旭东的夫人徐玛俐是美国人,两人育有一子二女,长子徐国安、长女徐国梅、次女徐国玲,但至今他们还只是集团旗下企业的董事,一直未参与集团的经营业务。徐旭东只能寄望于自己再多干几年,给子女们更多准备时间。

和徐家一样,新光与台新吴家也有相似的“难处”。吴家创始人吴火狮(1919年—1986年)世居台湾新竹市光复里,父亲是个小店主。吴火狮小学毕业后因父亲病重而辍学,到台北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匹店当学徒。靠着头脑灵活,才识过人,吴火狮不久做了分店经理,积攒了些钱后开始从事两岸贸易。

台湾光复后,吴火狮与人合资在台北成立新光商行。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扶植进口替代工业,吴火狮开设染整厂与印染厂,形成化纤纺织品的配套生产。1952年,他将这两厂与新光商行合并,成立新光实业公司,成为日后新光集团主体企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火狮大打“政客牌”,进军特许经营的保险和煤气领域,将吴家的事业发展推向快车道。1963年,吴火狮通过与时任台湾省议会副议长谢东闵交好,取得保险公司执照,成立远东产物保险与远东人寿保险两家公司(不久都改称“新光”),谢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任副董事长。1972年,谢东闵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吴火狮接任董事长。吴家经营人寿保险,以“最少的保费,最高的保障”为号召,靠着拼命的精神与灵活的头脑,在产品设计与服务中投入心力,开业4年,保费就增长了近10倍。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光人寿与国泰人寿并称为台湾两大保险公司。

吴火狮与妻子梁桂兰共育有4子:吴东进、吴东贤、吴东亮和吴东升。1986年,吴火狮猝逝,家族会议决定将事业全权交给长子吴东进。后来,吴东进相继与吴东贤、吴东亮等发生矛盾,甚至打了起来,家族事业一度受到影响。好在梁桂兰是个“能断事的人”,她依靠自己掌握的家产及影响力,逐渐让吴家四兄弟各有专属企业发展,尤其是吴家后成立的新光金控公司与台新金控公司,为其家族企业提供了新动力,也保住了家族财团的整体实力。

新光金控公司董事长吴东进。

如今,吴家四兄弟及其家庭成员各据金融业一方。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吴火狮创立的偌大家族企业中,直系与旁系第三代继承人多达二三十人,他们仍需进行长期的历练。吴家事业未来如何发展,还在未定之天。

台湾家族企业的启示

相对来说,台湾新五大家族和老五大家族比,其对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但从总财富和产业的广度来看,新五大家族不仅涉及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横跨传统产业、高科技产业以及未来明星产业,投资也覆盖金融、通讯服务等众多领域,其影响也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从旧五大家族的沉浮到新五大家族的兴起,反映了台湾家族企业在经济产业发展中的一些趋势,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其一,即使是巨富豪门,如果不能顺应形势,转换投资重点,并找到赢利窍门,一样无法逃脱家道中落的命运。旧五大家族如今只剩下辜家独枝繁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辜家及时由土地转换为产业,得以在台湾光复后的经济发展中成为常青树,而基隆颜家等之所以渐渐走入历史,即因为其主营的采煤业已走向没落。

其二,人才是家族致富的主要依靠,选不好接班人则是豪门衰落的开始。每一个家族兴盛都是依靠某个核心人物,凭借其商业经营奇才,聚财致富,走上鼎盛。而家族衰落则往往因为后世子女缺少经营才能或远见,非但不能在产业变化中把握时机,还因好逸恶劳使财富转眼成空。

其三,金融业已取代制造业成为台湾豪门维持家族兴盛的关键。随着台湾进入服务业社会,金融业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的中枢。如今,全台湾共有16家金控公司,仅新五大家族就掌握了其中的6家。通过金融业,他们仍能在幕后对台湾社会发挥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李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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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

上海市图解上海60年行政区划变迁上海市上海市上海市  上海市卢湾、黄浦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浦区、卢湾区两区建制撤销,设立新的黄浦区。“撤二并一”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批复要求,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涉及的行政区域界线要按规定及时勘定,所需人员编制和经费由上海市自行解决。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卢湾、黄浦行政区划调整是涉及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上海中心城区原有区划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部分区管辖范围狭小、发展受限的情况突出。黄浦、卢湾均处于上海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域,黄浦面积为12.49平方公里;卢湾东临黄浦区,与浦东新区隔黄浦江相望,面积为8.03平方公里。

  黄浦、卢湾两地汇集了金融证券、现代服务、商贸物流、休闲旅游和文化创意等产业的优势资源。外滩、南京东路、淮海中路、新天地、豫园等上海著名地标都在此区域内。2010年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也坐落在这一区域的临江地带。

  据介绍,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上海中心城区政府管辖规模趋于合理,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也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调整后,新的黄浦区面积达20.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90.9万。

   黄浦、卢湾区名由来

  黄浦:“黄浦”的地名得名于“黄浦江”:黄浦江,南宋名“黄浦”,清代始称“黄浦江”,源自今上海市西部淀山湖,流经十一区,至北部吴淞口注入长江,为上海最大的河流,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1945年建区时,以境东河名命名为“黄浦区”。

  卢湾:“卢湾”的地名得名于“卢家湾”:旧时肇家浜自西向东,折向北流,转弯处浜畔有罗姓居住,故名“罗家湾”(约今鲁班路、斜徐路、泰康路、建国中路一带),后谐称“卢家湾”。1945年建区时,以境内地名“卢家湾”命名。1950年改称“卢湾区”。——据《上海地方志》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区境南部建立上海县署;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区境北部先后开辟为英租界和法租界,开始有“南市”、“北市”之说。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南市老城厢地区划入沪南区管辖。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沦陷时期,沪南区改称为南市区。1945年抗战胜利后,区境为上海第一区(黄浦)、第二区(老闸)、第三区(邑庙)、第四区(蓬莱)。当时上海市政府将全市分设30个区,第一区因濒临黄浦江,又以江名黄浦为区名,这是黄浦区得名之始。南市老城厢地区划为邑庙区、蓬莱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两区分别接管,并建立区人民政府,1959年12月邑庙、蓬莱两区合并为南市区。1956年,黄浦、老闸两区合并为黄浦区;1959年,邑庙、蓬莱两区合并为南市区;1993年,黄浦区、南市区原浦东地区划归浦东新区。2000年,黄浦、南市两区拆二建一,成立新的黄浦区。黄浦区委、区政府驻地:延安东路300号。

   黄浦区是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700多年前,南市就是上海县治所在地;明清时期,十六铺一带已成为“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上海开埠后,黄浦滩旁辟为租界,最早向世界敞开大门;近代,外滩是银行、洋行和轮船公司的集中地,南京路形成繁华的商业大街。解放后,区境面貌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旧区改造,先后拓宽和辟通了复兴东路、陆家浜路、西藏南路、河南南路、九江路、天津路等道路,建成了人民广场等多个地铁站点,完成了苏州河沿岸综合整治一、二期工程,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对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豫园商城、上海老街、延安中路绿地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改造,成为上海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标志性景观。

   黄浦区是全市商业繁华地区,共有名特商店、百年老店343家,南京东路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豫园商城以“小商品王国”著称,四方宾客近悦远来。区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有“奇秀甲江南”的豫园和号称“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欧式建筑群,以及文庙、九间楼、书隐楼、古城墙等明清建筑。区内还有0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惨案纪念碑、四明公所牌楼、三山会馆、豫园点春堂等革命斗争史迹,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8处。黄浦区五教齐全,宗教场所有沉香阁、城隍庙、白云观、董家渡天主堂、小桃园清真寺、沐恩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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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排名前十的大学竟然是这十所,2018年软科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台湾清华大学,前身为1911年在北京设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对日抗战期间,西迁至云南昆明,与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共内战后,清华大学被分成两个,北京的清华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而台湾当局则于1955年于台湾省新竹市让清华大学复校,复校之初首设原子科学研究所,1964年恢复大学部。与北京的清华大学一脉同宗,近年来交往也算密切。

台湾大学,台湾名义上最好的大学,首任校长傅斯年为了这所大学付出了大量心血,以至于死在任上。现在的台大国际化视野强,学生留美出国深造率非常高。

国立交通大学,与国内几所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出自同源,现在实力不俗。

中国医药大学,是一所医药专门大学,以发扬中国传统医学、促进中西医学一元化为宗旨。学校原名为“中国医药学院”,创办于1958年;2003年8月改制为“中国医药大学”。该校特色为中国传统医学教学,在长庚大学设立中医学系前,曾是台湾地区唯一设立中医学系的大专院校。

阳明大学,前身为“国立”阳明医学院,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北投区,创始于1975年。创校宗旨即秉持校训“真知力行、仁心仁术”之精神,培养深具爱心的优秀医生下乡服务,以解决偏远地区之医疗问题。阳明大学在2014年初,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公布全球建校未达50年的前50名潜力大学排行榜,阳明大学排名第30名,为台湾唯一进榜的大学。

成功大学,为中国台湾南部的顶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有“北台大、南成大”之美誉,为世界大学联盟成员 。是分享“迈向顶尖大学计划”5年500亿补助的研究型大学,已发展为学科规模全台第2名的综合大学。台湾地区著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台湾四所老牌“国立”大学(台成清交)之一,台湾综合大学系统成员之一。在亚洲高校综合排名上仅次于台湾大学,位列全台第二。

成功大学

中央大学,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曾是亚洲实力最为强大的大学之一,后来迁到台湾,实力有所减弱,但是仍然在台湾地区很有实力。

中央大学景色

简称台科大(NTUST),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发展典范科技大学计划,国立台湾大学系统重要成员,并获AACSB和EQUIS双重认证,是一所亚洲顶尖、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该校以培养高科技工程与管理人才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并重,尤以商科和工科见长。

国立中山大学,其前身为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与今广州中山大学系出同源),1924年在广州与黄埔军校一同创校。后因两岸分治,1980年由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首肯,时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李焕亲自筹办而正式在台复校。内地的中山大学实力同样非常强劲。

创校25年以来,该校在教学、研究等各方面皆已有卓越的表现。在台湾教育部门历年的校务评鉴中,该校均被评为“办学绩优大学”。近年来校外专业机构的统计显示,该校的总体研究表现已列名在台湾省内大学的前五名。在数项国际大学的评比中,该校2012年获评为近入世界大学前400大,在岛内仅次于台大、成大、交大及清大等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排名第五。